我打电话给伦敦，接电话的不是玛丽，也不是阿瑟，而是刘易斯。


    他的声音是那么的亲切可爱，激情顿时在我的心中燃烧。


    “餵! ”他没想到是我打来的电话。


    “刘易斯! ”我大声喊着，嗓音有些颤抖。


    “克莉丝! 克莉丝! 你好吗? ”他急切地问。


    “现在平静一些了，我非常想你，想爸爸! ”


    “我们也想你，有时觉得你好像仍然在家里一样，我们想呼唤你，想和你谈话，可是找不到你。”


    “刘易斯! 我爱你! ”


    “我也爱你! ”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克莉丝! ”他呼唤着我，声音有些发抖。“我不希望你哭。”


    “我没有哭，”我否认说。


    “我们必须坚强，等你接到信以后，我们就又可能在一起了，我们相爱，期待着美好的未来。”


    “是的，刘易斯! ”我忍着抽泣回答。“我现在住在查威尔家里，他们是一对好夫妇，我在这里很受欢迎。”


    “你不感到孤单，我很高兴。”


    “查威尔太太是个仁慈的天使，她整天和我在一起。我相信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克莉丝! 我很高兴。”


    我挂上了电话，然后，擦了擦眼泪。


    在多佛待了差不多三个星期后，查威尔医生说：“莫里斯太太! 柏林来了电报，我原本没想会等那么久，我们明天可以出发了。”


    我忧虑不安，不知道这次行程要多长时间，有多少艰难险阻，柏林是什么样子，我还能不能回来，英国将会怎样。查威尔医生只是大概给我讲讲，不够详细具体，也许是他个人的一孔之见。


    这天下午，我忙着写了许多信，让查威尔太太每隔两天代我向伦敦发一封信。这样，痢易斯就能经常收到我的信了。如果遇到他打电话给我，她就会说我因为气候的原因患了喉头炎。各种细节都考虑得无微不至。刘易斯由于工作太忙不可能来多佛，我对此并不担心。我在出发之前给丈夫打了一次电话。


    我在化妆时看到了真实的自我，感到自己的真实是那么的骯脏、卑鄙和姦诈。


    查威尔太太对丈夫的外出也很担忧，在向丈夫告别时牢牢抱着丈夫的脖子，眼里含着泪水，没有问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可能她已经知道我们也许回不来了。


    “再见! 莫里斯太太! ”她吻了下我的面颊。


    “我们一会儿也不能迟延了，”查威尔说着急忙走了出去。


    我茫然地跟随着他离开了房间。


    我只是轻妆淡抹，并非乔装改扮，也没有携带随身行李。认识我的人一看就知道我是谁。我很容易被人认出来，因为我的照片经常出现在社会新闻版上。


    我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多长时间才能重返故里。医生轻快地走在我的前面。我们互相没说话。


    一九四二年三月七日，大约是半夜或者是半夜以后，我们走了相当长的路程，已经十分疲劳，加上夜暗如漆，摸不清道路，不知怎的我被绊倒摔了一跤。


    道路前方的拐弯处，停着一辆开着灯的汽车，我害怕遇到的是军车。查威尔没吭声就上了汽车，我也跟着钻了进去。我们俩坐在后面。过了一会儿，汽车开动了。医生握住我的手试图鼓舞我的勇气。我从头到脚哆嗦成一团，当听到前面一个军官说话时，吓得我差点叫出声来。原来是戈登·沃埃斯，真是冤家路窄。


    “怎么会是他? ”我问自己。“绝不会是他。”


    我只能看到他的背，一直不敢肯定是不是他，只到车子停在一幢别墅门前时，我才认出是他。他穿着英国军装，开着英国军车，很使我反感。


    如果先前我只是害怕，现在就有点惊惶失措了，猜想这可能是暂时的，以后可能和医生一起行动。但是，完全错了，车开进车库，我们走下车来。戈登·沃埃斯向我打招呼：“餵! 莱普·惠特! ”


    我没有应声。


    “快! 我们不能耽误时间了，”沃埃特说。


    我看了看医生。


    “我们走吧! ”医生说。


    我们沿着从车库通向房屋的甬道，悄然走上了楼梯，又经过一个大厨房，来到一个附设沙发茶几的小办公室，又继续走进一个书房。书房里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块头很大面容冷漠的男人，脸盘和举止都像普鲁士族。他披散着满头长发，穿着件威尔斯王子式的套装，嘴里叼着半截菸捲，两只手是雪白的，指甲是修剪过的。他指着一把椅子，说道：“莱普·惠特! 坐下! ”


    我坐下时，反而觉得受到冷落。这人的目光凶恶残忍活像个杀人凶手，着实使我害怕，但我竭力保持着镇静。


    他不敢把我怎么样，因为我受到柏林的邀请。


    我从未面对过如此相貌可怕的男人。


    “几个小时以后，你就要和戈登·沃埃斯一同渡过海峡，”他交待说。


    我觉得好像没有听懂他的话。


    “在路上每时每刻你必须保持镇静，”他嘱咐说。


    “我只是知道我和查威尔医生一起走，”我辩解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