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光绪帝，唯一庆幸的就是嫔妃中还有一个“顺眼”的，她就是大名鼎鼎的珍妃。珍妃（当时还是珍嫔）刚入宫时年仅13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与木讷粗笨的皇后和寡淡无味的瑾嫔相比，率性天真、聪明伶俐的珍嫔自然更讨光绪的喜欢。起初，她也博得慈禧太后的赏识，还经常让她陪伴在自己身边。光绪二十年（1894年），适逢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慈禧循例将珍嫔晋封为妃。


    光绪帝开始亲政的最初的几年里还算听话，凡是军国大事都会听取“亲爸爸”的“最高”指示。而当时珍妃年幼，还算讨喜，所以宫闱里便是有些风波，整体还算一团和气。然而，由于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不甘心“放权”，而年少气盛的光绪帝又欲有一番作为，于是朝廷形成两大势力，即帝党和后党。


    甲午之战的惨败，对光绪帝和慈禧太后都是莫大的刺激。


    光绪帝受刺激，是因为条约签订，盖的正是他本人的玉玺，他觉得这是大清帝国和自己的奇耻大辱。可慈禧太后受刺激，一是觉得日本人以后真是不敢得罪，二是觉得养子光绪帝不把她放在眼里。光绪先是提出要将她的寿诞用款改作军用的“不敬”建议，然后又不向她汇报，就给慈禧的宠臣李鸿章拔三眼花翎、褫黄马褂、革职留任等处分，这分明是在向她示威。于是，慈禧太后决定杀鸡儆猴，给光绪帝一点颜色看看。


    这时已经长大成人的珍妃，仗着光绪帝的恩宠，非常任性，甚至有点得意忘形。她不但不把慈禧太后的侄女皇后放在眼里，甚至参与朝政，做了些“非法”的勾当：卖官。由于得宠，珍妃卖官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成功率甚至比慈禧太后还高。有一次，她居然将上海道兼管海关的肥缺卖给了从未踏足仕途的富商鲁伯阳，令朝臣侧目。光绪帝也觉得有点过分，为了在朝臣面前挽回脸面，他决定煞一煞卖官之风，于是坚决反对给木商玉铭四川盐茶道的官职。然而，这个官职却恰恰是慈禧许诺的。因为前有鲁伯阳之事，这样的反对，就使得慈禧太后下不了台。恼羞成怒的她决定利用这次机会，祭出“杀威棒”，灭灭帝党的威风。她先是用后宫的“家法”，将珍妃当众杖责，打得死去活来，并将其降为贵人，然后又明旨给皇后，授意她打探光绪帝与嫔妃的一切事宜，并随时上报。随后又召见军机大臣，严责光绪帝包庇宠妃，并将光绪帝及珍妃身边 “涉案”的太监或杀或充军，死者达60余人。


    坦率地讲，把玩政术，慈禧太后无论心机还是手段，都远比光绪帝强得多。光绪帝空有一腔激情，却缺乏做皇帝（政治家）的资质，身边的幕僚也多是些腐儒酸臣。当初，帝党成员不冷静地分析现状，也不懂政治谋略，只会一味刺雷射绪帝，说出“太后虽穆宗（同治帝）之母，实文宗（咸丰帝）之妾。皇上入继大统为文宗之后，无以妾为母之礼。本非母子，宜收揽大权”之类的话来。耳目众多的慈禧太后听到这番“离间母子”的话后，怒不可遏，立即对帝党官员进行围剿：文廷式革职，翁同龢革职，汪鸣鸾革职……


    皇帝是这样一个容易冲动的皇帝，帝党是这样的一批异想天开的“人才”，也难怪后来的“百日维新”会失败了。对此，《清史稿》嘆曰：“德宗亲政之时，春秋方富，抱大有为之志……引新进小臣，锐意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然功名之士，险躁自矜，忘投鼠之忌，而弗恤其罔济，言之可为于邑……”正是因为鼠是“硕鼠”，器是“瓷器”，所以不管光绪帝怎么折腾，牢牢控制着军权的慈禧太后，轻而易举就把他“拉下马”，并将其囚禁于瀛台。后来，慈禧觉得光绪帝太麻烦，已经控制不住，便有了废帝的想法。她以光绪帝“病重”为由匆匆选了端郡王载漪15岁的儿子为皇储，这时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已经恶化到极点。


    光绪帝的维新虽然漏洞百出，但由于制度构想西化而得到了外国公使的欢迎，他们都反对废帝，甚至派军舰在中国沿海示威表示支持光绪帝。这就使慈禧感到很头痛，后来她竟想利用义和团把洋人的势力灭一灭。然而面对洋枪洋炮，空有匹夫之勇的义和团围攻各国使馆56天，最终毫无战果，反而惹怒了洋人，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当然不愿将光绪帝留给支持他的洋人，所以挟持光绪帝匆匆西逃。那一年是中国的庚子年（1900年），所以史称“庚子之变”。


    光绪的死和她有关吗


    慈禧太后西逃之前，或是为了泄愤，竟迁怒于珍妃，将其溺死在后宫的井中。可怜的珍妃死时年仅24岁。而光绪帝则成了慈禧太后向列强示好的平安符，虽是保住了性命，却过得生不如死。慈禧太后对他毫无怜惜之情。冬天光绪的寝宫不糊窗纸，平常饭菜还常有馊臭之物。光绪帝就在这样的煎熬中度过了他余下的人生。


    慈禧太后至死也没放过光绪。最蹊跷的是光绪帝的死，刚好比慈禧早一天，难道是巧合么？据说慈禧太后病时，曾问李莲英：“我病了，皇上在干什么？”李莲英恭敬地回答：“皇上在看书，面带喜色。”面带喜色？那就是盼“老佛爷”早点归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