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说法只能使德国人民从这次审讯中更加难以得出对于认识过去和未来都是极为重要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以领袖原则作为政治原则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领袖原则在全世界所有军队的军事领导中已得到了最好的考验。据此经验，我曾经认为领袖原则在政治领导中也是正确的，特别是在1932年德国人民正处于绝望境地的时候。


    新政府的巨大成就，整个民族中出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似乎可以说明这一原则是对的。可是，尽管德国人民极大多数富于理想，行为正直，具有献身精神，最后，领袖原则却把灾难带给了德国人民。由此看来，这样的原则是错误的，这- 个原则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人的本性显然不可能做到不屈服—于这个原则的权力的诱惑而利用这一权力去干好事。


    “3 .我把我的一生献给了我的职业，献给了德国人民。作为德国海军的最后一个总司令和最后一个德国元首，我感到，我所做的和我所允许做的一切，对德国人民是负责的。”


    我认为，从这个结束语中可以看出，我根本没有想到，那几条东西竟会成为我受审判的理由，并且据此对我作出判决，我过去和现在都这样认为，在纽伦堡对我的判决是不公正的。很明显，唯独我一个人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不得不坐牢的。


    三十五、关于您在施潘道的一段监禁时期，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对这个问题，我想先引用别人对我在施潘道时期的有关评论。


    在我获释前不久，1956年10月土日，一个美国{ 己者在一本美国周刊中写道：“狮子1颇为自在。”——“为了保持工作能力和清醒的头脑，他毫不后悔，满怀憎恨地做着体操和阅读书籍。”


    1指邓尼茨。——译者。


    一个英国记者对我作了如下的描写：“海军元帅邓尼茨一直没有后悔的表现，他仍然是施潘道最危险的人物。”


    在信仰和宗教方面，我们在施潘道受到法国神父们十分合乎人道的照顾。神父尼古拉评论我时写道：“他是一位完美的君子，显得有点谨慎。人们往往由于他政治上的狂热和对待盟国监狱看守人员十分谨慎的态度而谴责他。看来，退休的海军元帅邓尼茨愈来愈表现出怀有新的政治野心。”


    法国教士尚茨在谈到我时说：“我一直很同情邓尼茨，虽然他还是所有人中最狂热的一个，不过他不象赫斯1那样是病态的，而是有理智和有自卫意识的。他被监禁以来就竭力使自己具有顽强不屈的精神。他肯定会想，你们从我身上是得不到什么东西的，我是不会屈服的。”


    1鲁道夫·赫斯，德国纳粹党魁之一。——译者。


    以上所引的法文是我从米歇尔·c·韦瑟尔的重要着作《纽伦堡的脱险》一书中摘录出来的。


    米·韦瑟尔在这本书中说，我这种十分谨慎的举止会使人们设想，我在释放后会重新有政治企图。对此，他写道，人们在作这样假设时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在被任命为希特勒的继承人（这件事使全世界都感到惊奇）之前，从来不是一个政治家。


    韦瑟尔说对了。我在施潘道时期，以及早在。1945年5 月 22 日作为国家元首被拘捕后，根本没想到重登政治舞台，因为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以及从战后的形势发展来看，显而易见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在施潘道的克制态度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野心，而是由于我个性方面的原因。首先，如我在前面已讲过的那样，我根本不知道我有什么罪。因此，我认为，我之所以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受到无辜的判决，不得不在施潘道坐牢，可能是盟国的政治家们认为，作为国家元首希特勒的继承人在战后的德国是不容许有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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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施潘道时期，我个人的观点是，让一切照原样保存着。


    如同在战争结束时一样，我也曾这样命令过德国海军：不要销毁任何文件，因为我们的行动一直是光明磊落的、崇高的、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在纽伦堡受审时，我一直坚持这一看法，在审讯结束时，我还是这样明确地表示，我是被非法监禁的。


    ——这里我想引用我的辩护律师考茨比勒在公布判决之后对记者所作的解释。他说：‘在我看来，纽伦堡法庭对一个被证明为无罪的人判刑十年要算是最轻的惩罚了。”——这同我在施潘道时期对我罪责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因此，我并不感到有任何义务由于对我非法的监禁还要去为“款待”我的“主人们”效劳并对他们表示亲热。这就是我採取克制态度的主要原因！可是，这一态度对看守人员和监狱管理处却产生了完全相反的结果。看守们显然尊敬我。即使不是全部也是极大部分的监狱长也这样。例如：如果我向一个看守打破沉默而向他提出任何一个要求时）那末这个看守——多半是个老兵——总是马上很好地满足我的要求。当然，看守们的这些举动偶而也被监狱当局发觉，以致我由于在监狱里胆敢使用“命令权”而受到两次警告。——对此我当时只能报之一笑，因为，天晓得，这种权力不是我，而是监狱当局才配有的。